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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念马克思主义虽起源于欧洲,但是对传统的西方文明有了较大的扬弃。
晋人则不然,舍经而自作文【27】;不逝之说,则老佛之云,非圣人之意矣【28】。因为道体具有抽象性、超越性、贯通性的形上特征,所以它并不直接呈现出来,而是通过水流不息、物生不穷等具体事物揭示其大化流行之理,这便是与道为体【18】。
51 详见丁耘:《道体学引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24 康有为:《论语注》,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6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1页。相较而言,道体说既克服了伤逝说的消极观念,也深化了勉学说的思想内涵,并且还实现了圣贤之间的视域融合,在经典解释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31 例如,东汉崔瑗评价张衡勤奋好学时曾说道:君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36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76页。
【15】程颐在此明确点出《论语》逝者如斯夫章乃是孔子借以指明道体。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而力量学说传统则是退到康德之前(如果读者愿意,也可以理解为退到无论新旧的基督教之前,退到新柏拉图主义),以便更深地进入包括德国唯心论在内的整个现当代哲学传统。
但对此概括,要有更准确的理解。在此情形下,要用《中庸》救济《大学》,用天命救济天下。这就是离开宗教就无法理解现代性(不管哪一次浪潮)的根本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纪元,总体上固然可定以现代化,但其历程亦绝非均质。
但这些是普适工具,对自然与人工的万物全都有效,当然不只适用于互联网社会及其赛博格主体。④在一个文明体中,天人关系与人人关系是一体两面的。
单子在表象上不是孤立隔绝的,而是可以任意结合为共同体(有形实体)或解除这种结合——决定共同体存亡的,是有没有主导性的联合力量(晚期莱布尼茨称之为实体链)②。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宗教之内的世俗化,而是世俗性本身的高阶化。挫折的最重要面相是普遍的内外危机。与单子组成的一切有身实体一样,文明体并不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观念体系,而且是一个拥有巍巍大身的实在力量体系。
亨廷顿强调的是,文明体之间的冲突在很多情形下与宗教有关。②[德]莱布尼茨(著)、段德智(编译):《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05页。更有甚者,它还卷入了文明体内部,并压制、取代了冲突社会学意义上的内部冲突(阶级斗争)。在西方哲学中,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力量学说值得重视。
不少活跃在传统范式内部的思考者都洞察到,文明的根底是天人关系。如果问题意识只有前一维度,当然也可以提出一种被古今问题笼罩的中外问题,即在现代化普遍道路中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国性的问题。
通过理气在自己身心上的合一,让理气之不异不断地生成,这就是天命之谓性。在西方哲学中,力量学说传统值得重视。
换言之,文明冲突在文明体之间和之内越来越趋向于同构且彼此映射。但当前要强调的是天人关系的物质生产性一面,可解之为人同作为物质力量(不只是被动潜能)的自然的关系。同样,这也不只关涉国际关系界非常敏感的所谓国际秩序问题,而是一个新的、全球性文明共同体的生成问题。二、文明的冲突与再天下化中国与一切社会存在物一样陷入了更多的内外矛盾之中,那么对中国的再次理解(所谓自觉)就必须始于主动地揭示这些矛盾。在某些语境下,作为意识形态概括而非社会科学概念的改革开放反而比现代化有更多的张力和解释力。哲学思考的是全部实在和整个历史,而不是直接讨论什么古今之争——但它会用最基本的概念回应现代性问题。
哲学上对本原之拟人论(原人论)的设想,如善加调整——如莱布尼茨、谢林的调整,又如笔者在《论心性》中提出的道体学气论第二方案——都可将万物解释为心物不同阶次的统一。中国文明不是世俗化的文明,而是世俗性的文明,只有这一个世界的文明。
请注意,力量或权力这个概念意指存在的根据,并不特指强力、威力或暴力。首先需要调整问题意识:是从改革引出的单纯古今问题出发,还是从开放引出的普遍的内外问题出发。
这一路径本来就内蕴在海德格尔及施特劳斯的工作之内。文明体看上去比人复杂太多,几乎毫无可比性。
与来自异质文明的、绝对陌生的心灵的沟通,对于当今世界的那些主流文明来说,不亚于与异形之类外星生物的沟通。儒家的特质是仁者人也,从仁而非意志等解人。四、天下与天命以上这种重新理解文明及其关系的理论设想主要来自现代性兴起时刻的西方哲学,但这与传统文明的自我理解也是可以贯通的。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打通这两条道路。
即使撇开对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反拟人化理解(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也可说是自然主义理解),仅在尊孟的理学传统之内,也能明显地看到,天下是《大学》的主旨,而天天命或天人是《中庸》的主旨。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古今之争绝非一次性的,而是曲折且可再生的——这从中文现今的相对性就能看到。
我们既可以将之称为全球内战,也可以称之为任何单一文明体之内的文明冲突。当代中国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打通这两条道路。
这一行动本身也拥有实在与观念上的历史前提。但现实变动得太快,以至于一个概括往往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就被宣布无效了。
这就需要研究者的分析了。道体学下行就是太一论,是中外哲学的大传统在根本问题上的交会乃至同一。当代思潮在无器官的身体和机器装置上做了太多的发挥,但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片面性。必须从伦理、政治、经济生活的总体出发,估计开放带来的意义与危机。
然而,未及天和天命的天下观始终是浮泛的。用宗教意识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者(例如这两年在小范围内得到重视的沃格林)只是观念地将之理解为神人关系——这是对天人关系的主流解释。
而重新挖掘这条线索的当代激进思潮,又急于将它批判化主体化,将之与黑格尔、马克思及现实的社会主义传统割裂开来。总之,这一切都属于文明体之间活生生的交互关系。
特定的文明体类型就是天人关系的不同类型,就是有限者参赞天地的不同道路。历史、经典与宗教就是让虚拟之物侵入甚至构成实在共同体的最有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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